如何保护女性免受家庭暴力——在为时已晚之前

发布时间 2019-06-12

  498888王中王。在新书《看不见的伤痛》中,雷切尔·路易斯·斯奈德以真实事例为基础,为读者展现了受虐者、施虐者和幸存者的故事,内容如小说情节一般扣人心弦,也犹如回忆录一般全面而贴切。

  雷切尔·路易斯·斯奈德(Rachel Louise Snyder)多年来专注于研究家庭暴力问题,直到有一天,她彻底崩溃了,她无法抑制地抽泣,长达数十天。最终,她被诊断为患有替代性创伤,因此,她不得不停止家庭暴力的研究项目。然而,一年之后,斯奈德告诉我,她又要重新开始了。她说:“我的研究还没有结束。”

  斯奈德的研究成果都淋漓尽致地展现在她的新书《看不见的伤痛》(No Visible Bruises)中。她以真实事例为基础,为读者展现了受虐者、施虐者和幸存者的故事,内容如小说情节一般扣人心弦,也犹如回忆录一般全面而贴切。书中的故事读来令人震惊而绝望,但斯奈德也在书中为读者提出了可能的解决方案,并进一步探究了研究人员和项目参与者如何创造出既高效实用、又有理有据的方法来拯救生命。

  书中这些女性的故事都非常普遍,却很少引起媒体或大众关注。男性杀死家庭成员然后自杀;男性杀死前女友或者前妻;男性在路上、在房间里、在办公室里杀死女性;男性用枪、用刀、用绳子杀死女性。这样的迫害事例太普遍了,但每一个故事都具有特殊性。而更让人痛心的是,这些受害的女性常常孤立无援。限制令没能真正对她们起到保护作用,警察也总是没能及时赶到,她们明明没有做错任何事,却依然被残忍夺去了生命。

  在《看不见的伤痛》一书中,斯奈德还揭示了个人的恐怖行为会如何向外发散,不仅会直接伤害到受害者本人,还会伤害到其他家人、朋友和孩子。家庭暴力会导致女性和孩子受伤入院,无家可归,甚至会引发两代人之间的创伤循环。美国东北大学教授詹姆斯·艾伦·福克斯(James Alan Fox)表示,美国有大约一半以上的群众枪击事件是由于“家庭暴力引发的极端事件”。

  《看不见的伤痛》一开始带我们深入了解洛基、米歇尔和他们的两个孩子一家人的故事。或许我们早已经知道了结局——洛基杀死了全家人,之后自杀。但在斯奈德的笔下,整个故事好像变成了侦探小说,层层深入地引领读者去探究那个常常困扰人们的问题:为什么米歇尔不带着孩子们离开呢?答案是,她害怕丈夫会杀了她。而这一点,是大多数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所共有的担忧。斯奈德在书中向读者揭示,在洛基真正动手结束米歇尔的生命之前,他是如何一点一点无情地摧残米歇尔的身体,折磨她的意志。公共卫生研究员兼罗格斯大学教授埃文·斯塔克(Evan Stark)将这种现象称为“强制性控制”,这是一种不断深入、不断加剧的精神虐待方式,包括掌控受虐女性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,控制她的经济,孤立她的家庭和朋友,监控她的谈话和行为,并侵蚀她的信心。这种经由热爱和愤怒交替循环而实施的精神虐待,使得女性成为了被困于家庭中的人质。我们可以看到,米歇尔一直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艰难而痛苦地前行着。她取得了高中文凭,获得了经济救助,然后她就可以上大学攻读护理学位,并最终有希望能够靠自己养活她的两个孩子。这一路上,她一直努力保护着自己和她的孩子们不被洛基杀害,她申请了禁令,起诉洛基闯入她母亲的家里强行带走孩子,并导致洛基被捕入狱。然而,法律体系还是让米歇尔失望了。洛基被成功保释,然后,回家杀死了全家人。

  斯奈德在书中揭示到,在这个故事当中,因为不同人和机构之间没能及时有效共享信息,没有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性和严重性,最终酿成了四人丧命的惨剧。但是斯奈德的目的并不仅仅只是阐述所谓“亲密”(Intimate terrorism)所造成的悲剧,她还概述了如何能让更多的女性免受伤害的解决办法。她探讨了一个核心的问题:男性施虐和杀害行为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?犯罪学教授尼尔·韦伯戴尔(Neil Websdale)认为,有些男性沉溺于“男子气概就是控制和力量”这种想法,他们到达感官世界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对女性的爱,否则,他们就会陷入自我封闭。如果他坚信这位女性就是他的内心世界,失去她自己就会死去,那么他就是完全依赖于这位女性的。正如韦伯戴尔所说,施虐者是矛盾并存的个体,既强大又无力,他们有控制权,却也没有——除了通过控制女性。

  在寻找解决方案的研究过程中,斯奈德加入了施虐者的视角,让读者得以了解施虐者眼中的世界。她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问题:那些深深沉迷于暴力和控制欲望犹如吸毒成瘾的男性,是否能够摆脱这种“本性”呢?他们是否能够后退一步,审视自我,纠正这种心理学家所说的“思维错误(thinking errors)”呢?我们通过统计了解到,白人中产阶级和条件富有的男性更具有迫害家庭成员的倾向,而这种趋势在最近的几十年里还在不断上升。斯奈德指出,美国第一起可查证的家庭灭杀事件发生在18世纪中叶,从那时起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,美国共发生了36起家庭灭杀事件,也就是说,平均每十年就会发生3起家庭灭杀事件。而到2000年至2007年间,该数据上升至60起。到2008年至2013年间,数据更是攀升至163起,共有435人受害。

  斯奈德花数小时采访了一位化名为帕特里克·奥汉隆的男性。奥汉隆因谋杀家庭成员并企图自杀而被铺入狱。奥赛龙告诉斯奈德,在他的童年记忆中,父亲酗酒且有暴力倾向,而他父亲愤怒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母亲不尊重一家之主,也就是他的父亲——这种想法表明奥汉隆不会对自己的暴力行为负责。而奥汉隆的案例佐证了研究人员的发现:家庭暴力的背后具有男权主义信仰体系的特征。当奥汉隆陷入经济困境时,他瞒着妻子,打算自杀。但是,就这样穷困潦倒的离开家人,又让他感到羞愧,难以忍受,于是,他想把家人一起杀死。

  吉米·埃斯皮诺萨的故事则更让人印象深刻。吉米·埃斯皮诺萨也是化名,他曾是一个皮条客,同时也是一位施虐者。在采访的过程中,他告诉斯奈德,他曾在加州圣布鲁诺监狱参与过“施虐者辅导计划(batterer-intervention program)”,试图通过对其他施虐者进行训练改造,来抑制他自身的暴力倾向。对比监狱中那些没能参与辅导计划的同龄人,参与该计划并完成改造的犯人,再犯罪几率降低了80%。该计划引导男性审视自我,让他们意识到内心的性别预期是如何扭曲了他们的行为,应该如何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承担责任,并将他们介绍给类似暴力行为的受害者。他们在一起讨论童年时期经历的暴力和是如何影响他们,使他们充斥着愤怒。

  在改造课程中,吉米讲述了他自己最为羞愧的故事。他攻击那些脆弱的女性,“偷走她们的灵魂”。他用自己的经历去启发学生,以此来了解和改造学生的想法。通过这门研究课程,参与者互相帮助,审视彼此内心深处那些导致他们暴力犯罪的男权主义。其中,吉米有一个学生就意识到,他从不直呼女朋友的名字,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虐待,他承认,“我总是叫她们‘婊子’,实际上,我这是在剥夺她们的人性。”

  我问斯奈德,她是否相信这些有暴力倾向的男性真的会改变。斯奈德回答说:“对此,我还是抱有希望的。我并不祈求所有的施虐者都能够有所改变,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改变就行了。如果每年有2000名女性面临死亡威胁,通过改造施虐者,我们可以让其中的300名女性活下来,这难道不值得吗?”

  在《看不见的伤痛》的结尾,斯奈德探讨了最重要的问题:我们该如何及时制止男性施虐者的行为,挽救他们家人的生命?斯奈德在书中提出了自己充满希望的回答:一点小小的改变能创造大大的不同。各个机构之间要实现信息共享。对于每一个施虐者的限制令都要保留记录,哪怕是那些已经过期的禁令。警察、检查官、急诊室工作人员、家庭暴力反对者、法官和其他社会人士都要提高防范意识,避免家庭暴力事件恶性升级,及时对施虐者采取措施。创建跨领域、高风险团队,共享信息,为那些处境特别危险的受害者建立保护机制。利用研究者的危害性评估清单来判断施虐者的施暴等级,是否有可能达到杀人倾向。例如,公共卫生研究员杰奎琳·坎贝尔(Jacquelyn Campbell)总结了22个危险因素的特定组合,比如说威胁杀人、持枪、破坏财务、跟踪、捆绑、强迫发生性行为、吸毒和酗酒等,都是事态变得尤为严重和危险的表现,值得观察者提高警惕。

  斯奈德还在书中为读者展现了一定的成果。她介绍了马萨诸塞州的纽伯里波特高风险小组的工作。这是一个跨领域成立的小组,成员包括家庭暴力反对者、警察、缓刑监督官、医务工作者和其他设法避免家庭暴力的社会成员。她还介绍了蒙大拿的死亡审查小组,他们研究家庭暴力的方式,就像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调查飞机失事一样——旨在发现引发系统故障的关键点,以及如何修复错误以防止再次发生故障。在克利夫兰,有警察专门负责保护那些处在家庭暴力极度危险处境中的女性,在警察的陪同下,我们挨家挨户拜访了这些受害者。我们看到,他们以各种方式对家庭暴力进行干预,保护受害女性的生命。尽管事态还处在施虐阶段,并没有升级为谋杀事件,但他们依然严肃对待此类事件,建立起保护机制,为家庭妇女和孩子们提供住所,保障她们的正常生活。

  当然,这些人不可能保护所有被害者。但是,正如纽伯里波特的家庭暴力反对者苏珊娜·德布斯(Suzanne Dubus)所说:“相比于调查谋杀事件、起诉和监禁施虐者,我们所作的一切,都能以更少的代价,拯救更多人的生命。”读了《看不见的伤痛》这本书之后,我告诉一位检察官朋友,他们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,不,是所有处理家庭暴力问题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,因为,它可以拯救生命。